李光耀欧洲旅游被看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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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欧洲旅游被看不起

1965年独立之后,李光耀也从“自治邦总理”变成了“共和国总理”。1965年东南亚的国际局势发生很大变化,介入东南亚政治势力争夺的,不仅有美国,还有苏联,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有北方邻国中国。东南亚成为亚洲地缘政治最为动荡的地区,身居马六甲海峡之上的新加坡也自然地被卷入其中。

独立之初的新加坡根本没有实力发展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来独立解决领土等问题在内的国家安全问题,而新加坡的周围,均是实力不俗的地区大国和域外大国及超级大国。

李光耀曾言:“依靠几个大国在地区内相互竞争的平衡局面来维系安全的政策,比把国家命运拴在一个专横傲慢的伙伴身上更好。” 李光耀没有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多头卷入”的外交成了李光耀的选择。在这样的战略下,李光耀支持美国力量的存在,但当美国在东南亚居于优势时,新加坡欢迎苏联力量的平衡,当美国力量衰退、越战后期美国“撤出亚洲”之时,新加坡又竭力配合中国,使中国成为东南亚的一股平衡力量,另一方面,新加坡不顾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反对,依然支持美国在亚洲的政策。

李光耀的“多边卷入”外交战略,颇有“均衡外交”之风。历史上,能玩转均势与均衡外交的无非都是超一流的大国,如17世纪的英国对欧洲均势的维持。李光耀的平衡外交,师承于英国,被称为“小国玩弄大国”的把戏,这一游戏起了作用,新加坡上升为区域甚至更大范围内的外交调停者与外交走势操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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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的软实力构思,是最早进入哈佛大学研究视野的亚洲案例。其核心理念也有相应的闪光点,首先是打造一个高薪养廉的高效政府。他担任总理以及其内阁部长的工资,是全世界最高的;而新加坡也是在经济起飞阶段唯一没有发生大面积腐败的国家,对腐败零容忍就是其治国理政的一个基本主张。其次,吸引全球范围优秀人才为新加坡所用。或给予国籍、或给予居住权、或给予研发型资助;并推崇政府机构、主力企业直接和西方一流大学、跨国公司实体性合作。再次,在大力招商引资的同步阶段,强力推进环境治理和污染预防。不存在跨国资本转移到新加坡而输进污染的情况,据笔者所掌握的后发国家现代化案例,新加坡是真正未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老路的国家。而这样的老路,韩国、波兰和墨西哥这些经济优等生都走过;但新加坡却一直是名副其实的花园城市国家。第四,积极并创造性地谋求国际话语权的营建。这一方面是争取国际组织落户新加坡,如东盟秘书处和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就安营在新加坡;另一方面是争取大型国际会议或关键对话论坛在新加坡举行,如关于东亚安全问题的香格里拉峰会和首次“汪辜会谈”等,都为新加坡赢得了国际声誉。而李光耀本人也是位很勤奋的演说家和撰稿人,经常抛出独具风格的警世之作;退休之后也不逊于基辛格。

软实力的运用方面,李光耀比同时代的很多政治家要显得高明;他的主场实际上在中国。和那些企图在中国推销普世价值的西方“祖师爷”不同,李光耀向中国领导人推介的是新加坡模式中的局部治理经验,而且中国方面觉得操作性强又比较管用。历史条件又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_,在务实地战略决策为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批学习目标是亚洲“四小龙”而非西方国家之后,只有一次机会即1978年末造访了唯一的一条小龙——新加坡。当年在新加坡,立国才13年的李光耀把摆脱贫困的经验和盘托出,包括如何吸引跨国公司、如何组建合资企业、如何设立工业开发区、如何推进廉租房建设以及公共绿化等课题。

用今天的话语系统来表述的话,这些课题的新加坡答案是可复制的。于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发现:新加坡紧靠海港的裕廊,昔日是一片荒地和沼泽,通过利用外资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成片开发,建成一个占地5平方公里、基础设施完备的工业区,又通过利用外资建成的3座大型炼油厂,以及钢铁、石化、造船等一批现代化工厂。尤为可贵的是,新加坡在大力引进外国资金、技术、人才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成功地抵制了来自西方国家的负面影响,保持了国家的凝聚力、民族的和睦、社会的安定和固有文化的尊严。新加坡经验,仿佛是颗定心丸。1988年,中国面临经济增长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困扰;_会见来访的李光耀时说:中国改革缺乏经验,但本领是可以学会的,其中包括向新加坡学习。

1992年初,_发表了改变中国发展进程的南方谈话。在谈到赶上亚洲“四小龙”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课题时,_说:“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要比他们管得更好。”这些内容发表后,在新加坡高层中引起积极反响。

有意思的是,2008年有智库举办了庆祝_访问新加坡3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有专家提出,_“学习新加坡经验一说”不过是客套话,再说30年过去了,新加坡还能让中国学习什么呢?于是,有自尊心极强的新加坡学者拿出《_文选》中的条文一一说明这不是“客套话”,而是_从访问新加坡开始到南方谈话的发表,一直思考了14年。之后,还诞生了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而李光耀本人在任时和任后,也造访过中国大陆30多次;除了和各个时期的新中国领导人有密切交往外,他甚至还给北京故宫、杭州西湖、桂林漓江的涉外旅游业出过主意。可以说,他是中国现代化的客座教授。

与此同时,数以千计的中国城市管理者,受委派或邀请在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NanyangCentre forPublic Administration)开设的“市长班”深造。这些学生要么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要么是国有企业高管,具体人选由北京方面确定,一年制课程完全使用中文教学。由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新加坡已经成功解决的许多问题(比如交通、环境、医疗保健和垃圾处理)在中国依然非常普遍;为新加坡发展做过贡献的、李光耀内阁时期的前部长们,向这些学生分享各自的专业知识。2010 年,另一所学校,即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Lee KuanYewSchool of Public Policy)也开始接收中国官员前来深造。而2005年,李光耀在上海出席复旦大学百年庆典活动时获得该校名誉博士学位;之后,他在演讲中表达了对上海的欣赏,认为上海必将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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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认为,中国重新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大国是我们的时代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中国的经济崛起是非凡的,经济发展规模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在军事上也取得了长足进展。李光耀在书中写道,全球力量格局在发生改变。再过20到30年,中国将寻求与世界最强盛的那些国家平起平坐,中国希望成为世界最伟大的国家。那么在今后10到20年,中国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政治改革呢?李光耀认为,中国将会很小心地朝着一个更多参与的政府形式前进。在中国的一些乡村和一些较低级别的立法机构已经开始实行直选,而中国提高直选的级别也并非不可想像,但其方式将是尝试性的、递进式的。同时中国也在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党内民主同样可以延伸到中国政治体系的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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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穿梭于国际外交平台,凭其睿智与经验,以及推心置腹的诚恳,与他接触过的领导人往往把他视为“导师”。李光耀对时局的精辟分析,赢得许多大国领袖的认可,并将他的直率批评视为诤言。

在一本李光耀的传记中写道,1978年李光耀与_会谈时,_问李光耀:“你要我怎么做?”李光耀吃了一惊,“我从未遇见过任何一位_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李光耀犹豫了一下,然后直率地说:“中国必须停止马来西亚_和印尼_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

他甚至提倡“亚洲价值观”,在亚洲外交上寻求亚洲主体性。他的小国的安全不能系于某一大国身上,小国的安全在于大国力量的平衡等思想,在今天依然在区域安全等战略上起作用。李光耀曾经说过,在一个地区,要是有两个以上大国的竞争,小国就有了合纵连横的空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贾秀东称,李光耀以奉行平衡外交著称。首先是借鉴不结盟思想,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但不建立正式盟国关系。其次,采取类似于瑞士那样的中立政策,多交友,少树敌,尽量在对立双方间不选边站。再次,不选边并不意味着不发声,而是选准议题、找准时机,阐述自己的看法和立场,彰显新加坡的存在和影响。

甚至连基辛格都承认,李光耀的外交思想对他的启发最大。一旦有外交方面的僵局,很多人都会想到听听李光耀怎么说。

李光耀去世消息传来后,各国领导人纷纷表达了对他的崇敬之情。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称李光耀为“一位巨人”。阿博特称,他代表澳大利亚政府和人民,向李光耀的家人和新加坡民众致以慰问。新西兰总理约翰·基则表示,李光耀的勇气,决心,承诺,性格和能力,让他成为了一个强大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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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留下的遗产里,被全球几代人都不得不敬佩的,不是其国内辉煌的治理,反而是其无与伦比的外交成绩及外交思想。他在大国的缝隙中创造了“小国大外交”的奇迹。

撰稿|和静钧

李光耀走了,他留下的遗产里,被全球几代人都不得不敬佩的,不是其国内辉煌的治理,反而是其无与伦比的外交成绩及外交思想。如果硬是在他同一时代人中找到一个能与其比肩的人物,能相配的人,仅只有约旦国王侯赛因,他们都在大国的缝隙中创造了“小国大外交”的奇迹。

已故伦敦经济学院东南亚问题专家迈克尔·利弗(Michael Leifer)曾说,新加坡在国际上“享有一种与其微小幅员和有限人口极不相称的影响力”。台湾学者陈烈甫称,新加坡在国际的威望“远远超过人口与土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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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之后几年间最值得纪念的大事,一是李显龙成为新加坡总理,一是我们家拿到了“绿卡”(永久居留证)。说起来很巧,都是2004年的事。

对于很多新加坡人来说,李光耀的长子李显龙成为第三任国务总理,这是一种政治信号。大家口耳相传,说最终还是李氏家族统治了新加坡,说吴作栋只是过渡,说“老李”如何如何。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移居新加坡的外国人来说,政治、投票、选举并不重要,能不能拿到绿卡才重要。因为永久居民才能购买组屋,而这样才能摆脱房东的脸色,才能有自己的小窝,才能有独立成家、落地生根的感觉,才能有长叶开花的打算。

对于我们这些外国人来说,生存,就是最实际的琐碎小事。不相信的话,去移民厅数一数每天来来往往的人数,就会知道;读一读他们怀着希望或者失望的眼神,你也会明白;听一听那里的东北话广东腔、印度口音欧洲口音,你会更加确定——这个小国,确实给了我们非住下不可的理由。

那以后的十年间,总有人追问我:为什么选择新加坡?我的回答早就预备好了:干净、安全、文明,why not?

站在现在的时间点上回顾,我想:不论怎样,我都会作出当初的选择吧!虽然,这个选择里面,包含着很多很实际的考量,但是,这个选择里面,也包含着同样的对这个国家的信任。

没法描述到底是刀郎的歌打动了我,还是自己游子的心开始移动,在大巴窑中心广场上听到刀郎沙哑的声音唱“送战友,踏征程”,那一刻,我陡然意识到:想回家了!

那是周六的下午,周围的人潮汹涌让我感到虚浮,不确定的感觉扑面而来。回家的决定几乎是在一瞬间就下定了,虽然我们已经买了房子,虽然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已经出生,虽然已经熟悉了这里的气息,虽然英文已经有了很多进步,虽然咖喱鱼头和榴莲真的很美味……

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放弃自己的国家移民他乡的游子都有这样的时刻,但是离别终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里有太多关于学校的记忆:每天早上升国旗唱国歌宣读誓言;每年带着课程辅助活动的学生参加排球赛;每年的雨季来临时,暴雨如注让老师们上课时听不见自己的声音;每个学段结束都会放假让老师们喘一口气;这里也有暴力倾向的学生,也有乖乖听话的学生,也有得了小儿麻痹症坚持坐着轮椅上学的学生,也有带着甘榜(农村)气息的举止粗鲁但是讲义气的学生,也有怎么也学不好华文但是英文很棒的学生。

但是,我们终究割舍了这些,归家。

两次大选,归家。

只是,我没有料到,三年后,我们全家再度回来。这次,却是决意成为这里真正永久的居民。我们幸运地成功申请了新加坡公民,换到了梦寐以求的粉红色身份证。

这一路,我们走了10年,添了两个家庭成员。

这一路,我们看着新加坡的人口也逐渐增长。

这一路,我们越来越融入新加坡的生活方式。假期出国,或者回中国探望父母,或者去其他国家旅行,典型的新加坡家庭度假的方式,像候鸟一样飞去飞来。

2011年,我们经历了新加坡两次大选,国会大选和总统大选。我们像很多新加坡家庭一样,彻夜等待大选开票结果,虽然我们这次没有选举权,但是,四年以后的大选,我们将会有自己的选票。两次大选,险象环生,但是李光耀的白衣白裤的人民行动党最终都胜出,我们这些新移民都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毕竟,我们希望,自己加入的这个国家能够稳定,我们这一代人的付出才有意义。

但是,李光耀终究已经进入90高龄,他在2015年3月23日凌晨的离世,到底会给新加坡带来什么?是证明新加坡的民主制度已经相当成熟完备?或者是会引发一系列的后续效应?没有谁能够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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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美国人会以“9·11”之前和之后来谈论生活的转变一样,将来我们也会以3月23日来划分“李光耀时代”和“后李光耀时代”,因为这个稳定新加坡政治和影响东亚局势的政治巨人的去世,我们的生活也许会在各个微小的细节上发生不同层面的改变。

撰稿|王 哲

清晨5点,床头的手机突然亮起来。在闷热的南洋的黑夜里,手机固执地振动不停。WHATSAPP里,不同的群传递着同一个消息:那个影响新加坡和整个东南亚的人离开了。

难以继续入眠。莫名的情绪涌上心头。上一次感受到这样的震惊,是在房东家的电视机里,目睹“9·11”事件世贸双塔倒下的瞬间,算起来,那时候我和太太刚来新加坡一年。那时候,她没有固定的工作,我还听不懂学校同事的英文,我们只有少得可怜的家具,在我工作的中学附近租了主人的一间房,养育孩子的计划还很遥远,而人生似乎完全不能确定,更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们会成为这片土地上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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