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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北京雍和宫万福阁的空间形式便是由其内部所容纳的高达20m的大佛决定的。普宁寺的也是类似的案例。大乘阁整体为四层,局部五层,各层层高不同。透过楼阁上部的采光窗,光线照亮了大佛的上部,尤其是头部,而其他部分则相对昏暗。在营造出如此空间效果的同时,大乘阁的造型也是十分独特的。矩形中厅四角升起四座塔楼,围绕中央一座更大、更高的塔楼,外观上清晰地突出了建筑的中心。
伯施曼所绘大乘阁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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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后三次来华,足迹遍及华北、华东、中南、西北和西南各地,实地考察了散布于中国名山大川间的寺庙、祠宇、佛塔、墓葬等,取得了众多与中国建筑、城市、景观相关的学术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体现在若干出版物、书信、照片和图纸之中,对于中国建筑史学研究有着极大的价值。
承德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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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世纪_的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中西方进入了一个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此后,历史悠久的东方文明古国渐渐向世界敞开。为揭去其神秘的面纱,欧洲学者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始了一轮大规模、全方位的中国研究活动。最初的研究活动主要集中于汉学、宗教等人文领域,后来扩展到了考古、建筑等领域。
恩斯特·伯施曼
其实欧洲学者对于中国建筑的研究成果,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马戈尔尼使团访华,甚至更早。但早期的研究多停留在感性层面,有些研究者从未到过中国,由于缺乏第一手的研究资料,导致这些研究成果中不乏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结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恩斯特·伯施曼为代表的德国学者、爱德华·沙畹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奥斯瓦尔德·喜仁龙为代表的瑞典学者等对中国进行了长期的实地考察,在对中国建筑有了直观的认识之后,才有了较为系统的、理性的研究成果。